序
在我幼年时，外公和外婆就住在三条路尾。那时，邻近的姓郭桥还有着不少的船只，看得见海角连接着蓝天，外婆常推着小木车，上边分着几层格子盛满芋头糕和炒米粉，到姓郭桥一带，沿途叫卖。
小推车左右还各有二个小桶，一桶盛满红豆汤，另外二个桶装着冼碗碟要用的水，还有一个小桶，里边又是碗碟和筷子。我未上学时，喜欢跟着母亲去找外婆，替外婆推着比我人头高的小木车，走在用木板搭的渡头上。我的一部份的童年记忆，留给姓郭桥了。
到了从新闻系毕业的那段日子，我加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的历史调查组，1988年在南洋商报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槟城姓氏桥的调查报告，姓郭桥是其中的一篇。那时候外公和外婆已不在人世了。又过了十一年，我再写这一篇文章时，发现到岁月已经成了历史，而我对姓氏桥有感性的认识，也有理性的认识。我更深切的体认：姓郭桥的历史，放在马来西亚历史的整体中去看，它是那么的一小点，却有它自已不能抹杀也不应抹杀的历史定位与历史意义。
姓郭桥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在南洋的多元一体体现。在明、清两代到南洋拓荒以至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立国先驱的华人之中不仅有汉族，也有来自回族的先贤。回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是少数社群，但是在他们与源自汉族的其他华人
也不分彼此，融为一体，尚且保留了他们自已生活上的族群认同，留下一些深受回教文明与儒家价值观结合的特色。
当整个国家朝向多元化，强调宗教对话，白崎郭姓族人自十四世纪在中国泉州形成宗族社群以及南下马来西亚的历史，静悄悄的等待人们珍惜、回顾、发掘与重视。它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份。细心的去重视，也许对现状可以带来思考、启发，而姓郭桥，是见证这段历史的典型。
属於泉州惠安白崎回族的姓郭桥，形成的过程和其他几座属於漳州系汉人宗族村落移民的姓氏桥，有着极大的不同点。今日所见的姓郭桥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方才出现，最早的形式也本来是私人的渡头，再后来才有宗祠的介入，协助在槟城岛上无法找到栖身之所的宗亲形成聚落。而汉族的姓氏桥，打从开始便是公社式的宗族渡头，出现在十九世纪，创造其他乡亲南来谋生的条件，并因此形成后来组织宗祠的力量。
汉族姓氏桥的形成几乎都是随着槟城东北部商港的海岸线不断向前推展，而一再的迁移，但是从来都占据着最初的港区一带。而姓郭桥的建桥却要在二十世纪初港仔河与双溪槟榔河之间的沼泽地带全面开发后，才有机会形成条件。由于适应六十年代的火炭业需要，六十年代的姓郭桥才开始兴旺。
表现上都是姓氏桥，但是有汉回之分、漳泉之分、有形成的时代之分，以及所在的地点之分。各座桥俱是反映槟城市区开发的不同时代的座标，构成的是历史内涵不同的特色。
历史的价值和文化遗产的意义，不是可以用年代长短去衡量的。我会用理性的叙述解说百崎郭姓宗族和姓郭桥的历史；我感性的一面，从来怀念着帮助外婆推着小木车在桥上的童年。那是姓郭桥最热闹的年代，那是一个城市里没有多少高楼大厦和汽车的年代；在那个年代，桥上和桥外其他地方劳动的人们，用他们的生活打下了今日槟城表面繁华的基础。我怀念那些支持我外公外婆生活的父老乡亲。
一：故乡－自称郭子仪子孙的回族村
槟城的姓郭桥桥民以及他们在其他各地的宗亲，故乡位于福建省泉州惠安县白崎铺。在马来西亚，他们之中尚有不少人自称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裔。
根据本地族人在六十年代刊印的一张白崎铺九乡十三社略历单张上记录："远明代中叶，吾乡始祖长远公自北移居福建泉州，卜地族惠安白崎铺，。。。瓜瓞绵延，展创白崎、里春、后海、下柬、埭东、大山、澳厝、山儿、加坑、回吟、后坡、东园头、克普等九乡十三社，分蕃系统，联成一气，丁壮逾万。"
白崎铺原乡，地频鲤江之滨，背山环水，居民多从事农耕或靠海上作业维生，因此也就注定了南来槟屿的先人，在缺乏农耕地带以及依海而居的地理条件下，从事海上生计。
组成姓郭桥桥民的白崎郭姓宗人与其他南渡的闽籍华人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继承了先祖在信仰方面的一些特点，据略历中记载："郭氏族人，先祖遗传，自原始则信奉回教，虔诚祈祷，即在故乡，亦历史遵行不替。"
回到白崎郭姓的发源地探究其人口分布，又会发现到俗称九乡郭的白崎郭姓，其实早就不只聚居在九乡了。世代繁衍的聚族而居习俗，使他们有万人丁之称，居住区包括白奇、里春、埭上、华山、下埭、贺厝、山兜、后海、梁慕、后塘、田吟、斗门头、嘉坑、吉蒲等－十四乡，人口遍布在三十多平方华里的土地上。
有关白崎郭氏是郭子仪后代的说法，源自白崎第二世祖长房郭萌的手笔,见於"郭氏宗谱题辞"。从血统上追究，可以说郭萌本人的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从历史条件及文化背景上探讨他的说话，这一说法却是可以被接受。
白崎郭姓的始祖是回族人，其来源地迄今也是回族自治区。据郭氏族谱序，始祖原名伊本。库斯。德广贡，改从汉名郭德广，先世落籍于浙江省杭州府富阳县。根据白崎八世孙郭君锡撰"富阳坡庭郭氏家谱序"以及二世孙郭天合撰崎山家谱笔序等材料，郭德广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时代任太常寺卿，於元武宗至大年间(一三0八－一三一一)以宣差微禄，奉命到泉州督粮，其时干戈加剧，他无法还朝，遂纳室于泉州，援例占籍于晋江法石，而疾终於当地。华山四房郭氏家谱说，他生子洪公，子洪公生三子，长和卿公，分支江西；次仲远公，开基白崎；三季渊公，居于法石。
白崎回族开基祖是郭仲远。族谱载，他生于元末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卒于明永乐二十年(一四二二)。明初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郭仲远率妻子来惠安，卜居於螺阳二十三都白崎铺，安家创业，生五男二女。死后，葬于吉浦；下埭间龙头山之阳，因其地形似而号"狮穴"，郭氏子孙尊称为石狮墓，基墓纯属回族墓葬，俗呼"石棺"，周围雕刻花卉图案及阿拉伯文，内容是古兰经章句。郭仲远墓说明了白崎郭姓宗族最初的信仰与文化倾向。白崎郭氏宗祠中，有一对说明白崎郭姓源流之楹联，文曰："祖汾阳，派富阳，族螺阳，三阳开泰；源晋水，分法水，聚奇水，万水朝宗。"
"聚奇水"说明开基祖郭仲远是在奇水之滨聚族而居。祖先墓葬采取回教形式，族属分明的白奇郭姓，却自认是汉族人郭子仪之后裔，这一点颇值得探讨。
郭氏初修族谱的题辞中，其实亦有值得玩味的记载："厥后分处他郡，愈远愈繁，历烽火之间关，乃无从而考订。今以不可知者，阙其攸传；靡敢谬立宗支，以罔后人。姑自先大父(指郭德广)肇迁来泉所可知者(始)。。。"，题辞人"嗣孙萌"是白奇郭姓二世祖长房公郭萌(字仕初)，生于洪武四年辛亥(一三七一)，卒于正统十四年已已
(一四四九)。他说自已为郭氏家谱题辞用意在于"世代相承，别其长幼而稽其姻亲，俾代不乏书而传于无穷"。
但要理解郭萌的用意，还须从历史背景来看问题。
元朝时代的统治者把人种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蒙古政权的概念中，色目人乃西域各民族，包括回族白奇郭姓的祖先；汉人则仅是北部中国人，南人则是南部中国各族人民。元朝大小统治者给于蒙古人及色目人特权，对汉人、南人进行残酷统治。迨及明朝建立，汉民族排斥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情绪提升，色目人各自隐蔽自全。郭仲远于洪武年间移居白奇，杂处汉村间，向传说中汉人出身的英雄人物郭子仪认祖，声明先世系出汾阳王，有其历史根源和必然性。中国历史以来的风尚，大凡中国诸姓氏，一般都追认名位俱隆的历史人物为远祖，即可提高本姓的门望，又可教育后辈效法祖先风范。白奇郭姓之追尊郭子仪为远祖，除了历史背景渊源，更带有祖先崇拜的风尚，所以不论"系出汾阳"是真是伪都是顺理成章。
郭仲远进入惠安白奇开基的时代是明初。无可否认，当时正值不少汉人极端主义者对蒙古人报复之际，一些汉族极端者也会欺凌与蒙古人较亲善的少数民族。白奇郭姓曾是蒙古人委任的官吏，当然人所皆知，白奇郭氏先祖将自已的渊源与郭子仪的历史连接，一方面可以维护回教的信仰，另一方面，又因唐朝郭子仪被汉族普遍接受为民族英雄，因此可以缓和矛盾。郭氏子孙从此感恩祭祀郭子仪，亦无可厚非。
而且，我们还必须清楚，在中国的传统宗教制度中，不一定以血统作为认祖归宗的标准。回族村落，归宗汾阳堂，始于元代郭德广在富阳认同郭子仪为祖，这其中可能是有其仪式过程。所以郭萌才在宗谱中说："靡敢谬立宗支，以罔后人"；意即说，他不是胡乱认祖。
白崎子孙传至第五世时，因泉州有回族支持明军，所以受到郑茂七的叛军攻打福建各地的回族村。有些回村除了早已和汉族交流融和，也被迫进一步加强汉化色彩，作自我保护，策略上便把回教传统习俗淡化；但白崎郭姓是较坚持传统的一支，虽然连猪也养了，到了八世子孙便重新振兴回教。所以他们一方面认郭子仪为祖，另一方面还是保持回族村落拥有清真习俗的特点。
根据2000年修谱的白奇郭氏回族宗谱，内中转载惠安文史资料秋君撰惠安回族－百奇郭一文，结合我们对回教徒的生活训诫的认识，便知道他们教规中也有权宜开放的一面；如此恰好可以把明代白奇郭姓因外侵而拆教寺、藏经典、养猪等行为，看成是保全回民的血脉延续的一种手段。他们不是取消传统，而是为了对先辈负责，让宗族及信仰都有机会躲过灾难，传承下去。所以当年的老族长才留下临终遗嘱，沉痛告诫其族中人曰："活人即吃猪肉，料难挽回；但对先人的祭祀，要力求洁净。生者已背离祖教，死者要复返清真！"又信誓旦旦曰："供祭不清，子孙不兴，死后亦无面目见祖先于地下。"
结果，历六百余年，即使在中国以外，有不少百奇郭的族人已不再是回教徒，却依然坚守着不以猪油与猪肉祭祖的惯例。
我们必须理解，泉州回族原本就因先祖是中国与中东世界贸易的先驱，流着海上谋生的血液，他们的中东祖先，至迟在唐代已认识马六甲海峡这一带的海域。
泉州的回族，因其先祖从事航海经商，所以大都选择海滨或临江之处居住。如金、丁、蒲、纪、郭等姓回族先民，最初聚居在晋江出口频临海岸的泉州城东南隅。就以元朝末年到明初来说，郭德广子孙分散迁居泉州东南的法石乡和与后渚港隔海相望的惠安白奇乡，还有一支进入泉州城内东街，另一支迁入泉州北郊的河市蛰蜂乡，白崎这支还是靠海维生。此外，宋初由河南固始入闽的还有另一支郭姓回族先民，则经过辗转迁徒后，于南宋末定居滨海的后龙乡郭厝村和山腰乡龙山村。
所以我们不妨说，郭姓回人，不仅是白崎一支。当然，白崎一支在马来西亚是人数较多的。
二，独特的回儒交流
白崎回族南下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证明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不仅有汉族文化的成份，也带有回族文化的成份。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索，又必须认识到白崎回族的文化，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相对於华人文化的异文化，而是从郭德广那一代起便体现了回儒对话的特色。
明朝洪武年的敕谕，内中有言：蒙古、色目人等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来源。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者听其改正。
十世林梦祥撰而白崎郭族谱中复归回回教序又说：我祖自开基白奇以来，曾贮天经(即古兰经)三十部，创建礼拜寺(即清真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
根据上述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到白崎郭在惠安并不曾依明太祖说法"已更者听且改姓"，他们不曾改掉汉姓，依旧认郭子仪为祖。现对照郭德广本人在生时就有汉名汉姓的情形，这背后可能与郭德广本人在元代已经归宗郭姓有关。所以族谱说，郭仕初说："靡敢谬立宗支，以罔后人，姑自曾大父肇基来泉，所可知者，凡今又六世矣。"
这与明代许多源自回族的大将及名臣未曾因这一敕谕改姓的情况，可能相似。
这样一种回儒对话，也体现在白崎原乡的环境景观。如现存的郭仲远及其二、三世子孙的墓葬，其中墓座皆是伊斯兰教的塔式石墓盖，而墓穴的山地选择则讲究风水，墓围的建筑也取法汉式，这便是不违反宗教习俗而与汉族文化习俗结合的一例。白奇的父老在故乡延续了独特的信仰文化景观，他们在清真寺的前边也建了祠堂，作为追思祖先的场所，更是回儒结合的体现。
但是，我们要明确的说，不能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中东，就纯粹把他们看成中东人的遗裔。白崎郭姓的后裔，南下马来西亚之前，经过明清两代与汉族妇女通婚，以及受周遭地区汉族文化洗礼，已经形成自已的特色。他们以惠安方言作为共同的母语，但又有个别人能以阿拉伯语，诵念古兰经，生活上则兼容并蓄回族文化各自的习俗。他们的血统，当然也不会是源自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土著，但也不能说他们是外来民族，所以，还有些外人称他们为半南蕃，如果说在其他的例子里，可以见到某一族群的子弟，一代传一代都是和另一族群的妇女通婚，而逐渐忘本；白崎郭姓的子弟，却反而由於从汉族文化传统接纳儒家思想，而强调了对回民传统不忘本，保存了其认同感的防线。
中国传统宗族社会内部强调慎终追远，外边妇女嫁入白崎也要出嫁从夫，追随夫家习俗；这就令到白崎郭姓子孙，只因为有着白崎郭和汾阳堂的宗族认同，便能保全了他们的回族色彩。当然，根据始祖郭德广已经是姓郭，在大宗认同上归宗认祖为郭子仪的子孙，我们也可以描述说，白崎郭姓是汉化了的回族，又是汉化后，不能放下祖先文化的一些宗教习俗的回族。所以，他们是倾向於认同儒家文化，也像汉族一样，有人参加各级试举，但生活上，他们的习俗是很明显的结合源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俗。他们之中有很大部份人在清末民初，依然是不折不扣的回教徒。
在祭拜先人时，即使先人中有人并非是回教徒，但是包括嫁入白崎郭姓族中的汉族妇女、入赘的女婿、归宗的养子，亦必须遵守五世时的族训，他们可以让留下的生者生活上背离祖教，但死后便要复返清真，与采用回民禁忌。到如今，槟城姓郭桥上还有些家庭收了全套供祭祖及办丧事的餐具，平时也不用，以免沾油。
这其中，有慎终追远的文化传承，是尊重祖先，也是尊重其他尚是回教徒的族人，包括尊重那些到了南洋不得不为了生活而跟从汉族社会习俗的白崎回教信众。
即使白崎郭姓早在中国大陆时，在英殖开辟马来西亚吸引到大批族人南洋马来西亚定居前，有很大部份白族人已不再是回教徒，但是迄今日，他们几乎人人都可以在没有受到法律限制或各种权势压力的情况下，不让外因引诱，主动坚守第五世族长的遗训："供祭不清，子孙不兴，死后亦无面目见祖先於地下。"这一来，只要他们坚持姓郭，又坚守这一习惯，则认同於血统及对祖先信仰的亲善态度，即不会改变。
迄今，在马来西亚的白崎郭姓族人，一旦家人有人死亡，家中人和较亲密的亲友，从丧事到守孝满期之前，必须长期遵守禁猪油、禁用水族而无鳞者、祀禁用介类、禁用鼓乐等等源自回教的信仰习俗。这段见诸於嘉庆十二年宗谱的义斋公垂训，虽说今日不一定个个白奇子孙接受，但是不用猪肉一祭，却是几乎人人坚守。
而且嘉庆十三年的郭氏谱牒凡例还有一案例，可说明白崎郭的文化坚持是把儒家的宗族观念与回教的认同相结合。
在嘉庆年间，族人郭肇汾等人把这一案例根据回教习俗而定下的宗族禁忌，记录传下。如开列祀先人所不用之品乎味(义斋公垂训)一文已表明："凡祭仪度，必以家为崇尚，又说明，清真教之祀近之，然不异乎孔子者，所以，即是禁用鼓乐，又祀到性治具，必旷教门。"
此外，郭肇汾还有"开列儆戒后嗣妄言先世所从教门"、"开列禁条以训浩后裔"、"开列丧制宜戒条项"，及"藏器橱柜铭"等。这些条例不只是禁止子孙实行被认为是来自道释教的习俗，还禁止子孙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可能是由於这种说法，在教理上有消极的一面，违反了回儒二说强调在世间行功立德的标准。
实际上，白崎郭姓对这些族群特征的重视曾经是以宗族制度去维护。族谱中的复遵回回教序即写道："孰意传至第五世，遭兵？？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至迷染外教之风，朦昧正教之则，使子孙有他岐之惑。。。。。迨及八世孙思致，十世孙志全等，先得庄师(阿訇)之启导，复得葛师之化成，于是吾族之重遵此教者，至是有百余人矣。"
所以说，他们的生活习俗是宗族群的特征，也是祖先源自的民族留下的遗风。即使在海外，也未曾变化。
三：白崎铺族人初年南来概况
据本地出版的一纸略历说："迨民元而后，族人开始涉渡南洋，迹遍星马。"不过另一方面，提供口述资料的父老则表示，大批族人南来是早在清代光绪年间，民国时代是更多族人从白崎向外发展。无论如何，其时间相差并不远。按光绪元年(1875)与民国元年(1912)相比，不到三十八年，而该谱却可证实，白崎郭姓的下南洋，当早在清代之前。
惠安白奇郭姓回族从事航海经商，足迹北至天津、塘沽，东至台湾，南至越南等地。该乡用以经商的海舶，多达数十艘，甚至还有防御海盗的武装护航船只，所以南下的所到之处，包括正当殖民地地经济开发时期的马来西亚，并不是偶然的。
据"略历"指出，由于族人离家南来后，因到处人情回异，故对回教文理，日渐疏离。我们推测，这或许是白崎铺族人南来后，生活上的最大变迁。在过去马来西亚还是殖民地的时代，郭姓白崎铺族人，一方面是生活在多神信仰并且深受佛道信仰意识影响的华人社会中，另一方面又由于语言及习俗的差异而难以与印度或巫裔回教徒沟通。因此他们感觉上自觉和一般华人迁民同文同种，即使不同信仰，也比其他语系的回民更有文化上的亲近感。在马来西亚的白崎铺郭姓后人，难免会逐渐适应及汉化於其他闽南人的民间信仰中。
不过考其历史，正如之前所说，汉人的文化影响起源自明代的交融。在本地之情况，提供了进一步汉化的机会。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他们所坚持的，即是不吃任何回教教规所禁止的食物，特别是猪肉。该种沿自战前，在马来西亚犹坚持的严禁范围，如今虽然已放宽，但族人依旧互相守着某一种俗成约例，即死后复归教规的束缚。因此，纵使一人生前已破了不吃猪肉的严戒，一旦去世，其后人对他的作忌追思以至往后的拜祭，依然严禁使用猪肉为祭品。汾阳堂里的祖先牌位之间，白奇族人的先人牌位是受到祖先遗训的规诫所限，不能与猪油或猪肉产品祭祀。
早期前来槟榔屿的单身白崎铺族人，多数都是住在估俚间里。所谓估俚间，其实是一间屋子被租下来后，分成不同格子式房间，每个格位再设三、四个床位，供南来的劳动者寄居。民国初年的估俚间是以一、二十元租下，再以每个人收费五角的方式，分租给南来的乡族人。估俚间的住客，清一色是族人。
白崎铺郭姓族人在槟城所居住的估俚间，除了有二间在港仔乾，另外在二条路有四间，四条路也有两间。直到五十年代初，南来族人先后各自成立自已的家庭，那些估俚间才逐一被屋主后人收回，或转作住家使用，或转租他人作其他用途。
就如新加坡的郭氏宗姓组织内有白崎族人自设的"福泉和"组织，槟城的白崎族人，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过港仔街区也另外特设主要的一间估俚间，在大门门楣挂上"福泉盛"的匾牌。"福全盛"命名的前两个字，与新加坡的组织命名取得一致，且带有福建泉州之喻意在内。许多当年南来的乡人在寻找到亲人及工作之前，都在此集居。槟城"福全盛"(估俚间)与新加坡"福泉和"互相呼应；"福泉和"每年祭祖，祭师穿白袍白帽手持古兰经，但"福泉盛"的内部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已不举行仪式，其功能也为白崎与其他郭姓汾阳后裔共组的汾阳堂取代。白奇族人的组织命名带有谋泉州的"和"与"盛"之喻意，说明了他们的地域认同，是与泉州的汉族互相认同。
四：早期白崎铺郭姓与火炭业
正如上所述，白崎郭姓原本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历史。白崎铺郭姓族人在槟城经营的行业，并没有一定的范围，不过与海相关的行业，对不少族人来说，却是极适合的。由于南来族人均属新客，他们除了前往估俚间寻找代为安排生计之外，不可能有太多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往往跟随老客谋生，从事老客的行业，也学习老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很大部份的白崎铺郭姓族人是从事火炭运输业。
即使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从事的海上行业有改变，白崎子孙在海港区居住，以海维生者，可说是延续历代先辈靠海谋生从事海贸的习惯。
现在的姓郭桥建於五十年代。在此之前，姓郭桥和其他几座姓氏桥一样，是建在其他地方，且是姓郭桥同人建来进行船运生意的一座木渡头。据知，他们的活动区域原本是土桥尾海岸。
直至战后，他们因当地附近建有渡轮及轮船码头，而且面对地点不适以及地方安靖的问题，才决意迁移至三条路尾的海域。他们在路头附近"福泉盛"相对之海滨另建渡头。
目前的姓郭桥，最初是经营"联合火炭"的东主郭瑞成一手建起的，主要是将这一条长长的木架渡头，用作载运火炭的货船舯舡的卸货地点。开设公司的族人为了填海床和稳固桥基，曾经动用了三百五十二次的大货车运土。不过从一开始这座渡头的经营已获族人的支持，亦允许其他同族人的船只前来靠泊。从桥上岸，就走在三条路尾的小路上，从小路尽头与过港仔街交接的路口向前望，斜对面便是二十世纪初已存在的"福泉盛"所在处。
五十年代重建于现有地方的姓郭桥曾经是槟城最长的一座姓氏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火炭业全盛时间，三条路尾所建立的这道俗称为"桥"的渡头，曾是一百余艘载火炭到各国的木船、舯舡，以及三十余艘渔船靠泊的繁忙的渡头。
据桥民郭亚味说，在人们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脑海记忆中，单是"联合火炭"，每天就有超过一百名苦力在这儿工作。他们在桥上与船只间上下忙碌，把来自泰国、槟城及北马其他地区的火炭检查、分类、包装，并卸上货轮，转运香港等地。
然而，随着火炭业的没落，渡头上已少了船只。基于各家庭开始使用煤气炉，以及在1969年槟城丧失自由港地位，再加上年轻一代纷纷上岸寻觅其他收入更好的职业，经营火炭运动业的老前辈就面对缺乏新人手的问题。这里在七十年代后，逐渐演变为纯粹的海上住宅区。
一九七五年，槟州政府为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在姓郭桥附近的海域展开大规模填土工程。工程完成后，姓郭桥伸延到海中的木渡头被裁了一节，新填的土地作L字形，把姓郭桥由木渡头变成一座名符其实的"桥"，一端衔接三条路的海岸，另一端连接新填的五条路填土区的红泥地。从桥上遥望，过去的一片大海，已经变成了五条路的填土组屋区。
从此，姓郭桥的火炭运输业便成为历史名词。剩余的七八艘火炭船不得不转往目前槟城海乾街Mobile油站后的码头地带继续营业。
姓郭桥附近的海域，除了在潮水涨潮时，还可一见海上浮脚屋的旧貌，平时却是一片半湿的烂泥地，堆积了不少垃圾；许多屋子，也把原来的亚答屋顶，变成用锌板，木板和石棉等村料拼凑。这样的外貌，表面上似乎是落后的零乱，淹没了它曾经推动北马海贸经济一项的辉煌史迹。
五：居民的迁移过程
姓郭桥上开始有居民迁入，是在一九五五年间。居民的迁入使整个社区形成桥边连接着三十一间海上浮脚楼的景观，而在实际上，岸边地区也围居了好些族人。
根据已故桥主郭瑞成在一九八六年向笔者所作的回忆：当时，一些拥有家庭的族人，曾向他提出要求，考虑在当地建屋的可能性。由于族中有许多人原本即在当地进行谋生活动，所以他不反对这么做。於是，一些海上浮脚屋便陆续的靠桥兴建。
当年的渡头形成居住区，有着白崎族人集体活动的影子；却由於空间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只形成一个小社区。
据一九八六年访问郭瑞成与一些在当地居住了二十余年的老居民，在他们的回顾中，当时的族人几乎是一致同意汾阳堂在建桥构成住宅区的过程中，必须起着领袖作用。当初建桥后，族人酝酿建屋时，欲建屋的族人为避免发生抢建事件或任何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大家都按照一定的规则办事。他们同意，所有族人要到桥上建屋，行动之前都必须先经过郭氏汾阳堂的同意；而作为宗祠的郭氏汾阳堂扮演了协调的角色，在进行裁决时，则以申请者家庭成员众多？在陆上是否找不到住宿地点？作为分配的主要原则。
从这一片段的口述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当初形成社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过族人纷纷有意聚居，但空间不足的情况。所以，在槟城的族人便以汾阳堂作为他们的最後决策者。当时获准在海上塔建的浮脚屋有三十二间，由于其中一间人临时改变主意，所以迄今桥的第三十间与三十二间住宅之中，乃留下一个空位。
当白崎郭姓族人在桥上建屋期间，亦遭遇过一些障碍。当时以王保尼为槟州首席部长的执政当局曾以该些浮脚屋有碍市容及非法搭建为理由，欲迫居民拆除所建造的浮脚屋。幸亏，当时的前中华民国驻马大使马天英，与马来西亚首任首相的交情起了作用。当年，已经落籍马来西亚，也是大马著名的华人回教徒领袖的马天英，到访桥上并代为说情，为他们各自取得一块证明桥民与回教有渊源的牌子，让各户钉在厅上，才阻止事件的伸延。到了国民阵线政府以民政党为主执政槟州的时代，新政府决定发证允许居民临时居留，姓郭桥桥民才从迫迁危机中松了一口气。
据知，在六十年代期间迁入桥上，建立浮脚楼聚居的白崎铺族人，都一度未安奉任何神明偶像。一直到七十年代初，各家的大厅上才逐渐出现民间供奉的神明。
在早期的姓郭桥和槟岛其他姓氏桥一样，保持着相当的内聚性，白崎郭姓族人严禁非同族人入居。八十年代后，随时时代与环境变迁，目前已有部份桥民将其屋子转让或转租给外姓人。
六：槟城白崎族人对根源观念的执着
许多白崎铺郭姓桥民，以至全马各地的白崎宗亲对其根源的执着，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管窥：
A
一九四六年，为了纪念在福建省大湖战役中抵抗日寇侵略而殉志的郭志雄中校(军政部第十三补训处装备团，阵亡於五月廿六日)，在白崎铺的乡人拟建一所私立志雄小学以照顾家乡学子。族人在台湾发动筹款后，即派人前来东南亚劝募。当时，桥上的居民及白崎铺诸族亲亦踊跃捐输。
B
桥上居民以及其他白崎铺族人，迄今依然能记得及遵循其族谱的世系家行，并以此作为子孙命名的根据。据知其世系辈份的排行由第二代至四十代是：
长、任、谏、云、雨、百、里、瑞、天、定、朝、清、廉、启、国、家、修、廷、献、文、明、行、笃、必、有、克、诚、用、垂、谷、式、宜、尔、子、孙、以、介、景、福。
不管怎样：目前及将来的年轻一辈是否还能在保存论辈份证归属的习惯，为新生一代按谱命名，则是一个疑问。难怪八十年代之前，本地族中长辈要特别印刷一份"略历"并说明"凡吾家人必将此序立镜架保存以示后辈了"。
C
从槟城郭氏汾阳堂的成立过程，可以看出白崎铺居民在期间曾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汾阳堂所供的祖先神像乃堂号的命名，说明本地郭姓宗祠所供奉的并非属中国的各宗支郭姓的共祖，而是跟随白崎铺乡里祠堂从奉汾阳堂王郭子仪及据说是郭子仪后裔的广泽尊王。
根据历史记载，汾阳王不是郭姓初祖，但是他在维护中华民族主权及统一的政绩上劳苦功高。汾阳王郭子仪在唐代联回纥、拒吐蕃，一身维系天下安危二十年，使唐代边陲稳定。一说其事功成就的原因之一，即由于他本身是一名回教徒，与回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甚至还有史家论证过郭氏本身即拥有回纥血统。
D
由於身为回族，自称是郭子仪后裔的渊源，迄目前为止姓郭桥上还保存着极为特殊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遗痕。桥民相信，基于死后归教的原理，以及尊重祖先及其他继续保存回教信仰的亲人，他们拜祭祖先必须遵守若干源自回教徒的禁忌，按照回教教规，凡是猪肉等类属不净的食物，都被禁止用来祭拜祖先。
桥民之间甚至相传，一旦家中父老去世，其子弟在守孝期间亦不得沾到猪肉，否则将会立即遭到咀部发炎或烂口的惩罚。许多白崎族人家庭迄今还收藏着专用於逢年过节及丧葬礼仪拜祭先人使用的餐具。嫁入郭族的主妇不论原来籍贯和民族，从生而为人妇，到死后名列"先妣"名单，亦需遵守这一原则。
这种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也同样影响到郭氏汾阳堂的祭祖仪式。白崎铺郭姓后人，在宗祠内另设一桌他们认为是合乎回教规例的供品；而且供奉白崎铺先人神主牌的神龛特设在右边，与设在郭子仪像左边的其他省县郭氏祖先牌位神龛分开。
七：凤山宫与广泽尊王
姓郭桥上凤山宫的兴建，应是六十年代后的事。在此宫内，犹有一块铜匾记载着一九六四年捐建庙宇者的名单，名单内的人物俱是郭姓。当时桥上的居民已安定下来，基于民间信仰欲请求神明保佑海上平安作业的心态，居民也因当年早已逐渐采纳华人社会的一般信仰和生活方式。有些人亦在家中安置照顾本宅的神像，祭拜各自的神明，不再顾虑历史渊源及强调本身是回族的后裔。
凤山宫的出现，可以说明姓郭桥以至许多在马来西亚的白崎族人，在信仰上表现得与华社中大多数人更加一致。本地多数白崎族人与他们留在大陆的不少同胞不尽相同，在宗教上的抉择是倾向了佛道两取。
凤山宫所供奉的神明，其实是闽南各地，尤其郭姓村落所流行的神明广泽尊王。
有关广泽尊王的来历见於福建，据说，他的全号"威镇忠孚惠威烈保安广泽尊王"，杨浚凤山寺志略卷二载说，圣王名"忠福"，系唐代郭子仪的後人，居泉州南安。南安县志则说：后晋天福二年(938)，他牵牛带海上郭山不归，被人寻找时，发现已坐化古藤上。
按民间的神话，他成神的经过有二个传说。
第一说：指他姓郭名洪福，幼丧双亲，流落他乡，为一陈姓家豪当牧羊童。由于陈姓富人为富不仁，欺地理师是盲人而烹死羊招待地理师，地理师不把羊舍附近是吉地的真相告诉陈富人，反嘱郭洪福将双亲骨灰撒在羊舍附近。他并告知郭洪福，如果是毒蜂来侵便逃，某一地点能看到鱼上树、人戴铜笠、牛骑人即可止。後毒蜂来侵，郭洪福逃跑时，连续看到牧童躲在牛腹下、渔夫吊鱼树上、僧人以钵遮雨，逐坐在磐石而羽化。
第二说：广泽尊王姓郭名乾。少年孝顺，不时为国家危难担忧，後忽不见踪迹，被人发时时已肉身坐化于松树下，因此四方膜拜，并为他立祠。每逢泉州大旱，向他求雨必验。後来郭乾又屡屡托梦救人治好清世祖雍正当太子时的痘疮，因而受到御封称为"圣王"。
圣王生诞纪在是农历八月廿三日及二月廿三。上述两则传说：都承认郭洪福或郭乾坐化於飞凤山，是祠名凤山寺的由来。差别只在前一说乡野意识较重，後一传说，则侧重宣扬伦理。
姓郭桥以至在白崎铺的村人均因为郭圣王是郭子仪后代的说法，而认他为祖叔公。槟城姓郭桥并延用泉州凤山寺名号为凤山宫命名。
凤山宫建宫年代是在大马独立后。它不同于其他各姓氏桥的香火是源自清代的原乡祖庙分香的特点，它在创立时遇上了马来西亚在与中华人民国互相不曾建立关系，人民来往也受限制的年代。凤山宫除了神像是从中国订造之外，它的香火并非从中国大陆凤山寺祖庙请来，而是根据神灵灵显的民间看法，由族人到其他族人聚居的从太平某处请来。
姓郭桥引进了广泽尊王信仰，说明他们这一社区在本地的信仰与文化认同，进一步向汉化的方向前进了一步。桥民供奉广泽尊王而非其他神明并非无意识的选择。相仿槟城其他闽南宗姓组织或聚落，也包括其他姓氏桥聚落，各自拥有本集体的"祖佛"，姓郭桥的桥民也在马来西亚建构集体的先贤崇拜，进一步体现他们自认黄帝子孙，与其他郭姓奉郭子仪为共祖的认同方向。
凤山宫目前已由郭姓人的公庙转为其他族人亦可加入其理事会的庙宇。
自从开放外姓加入庙会组织以来，凤山宫香火日益旺盛，甚至来自星加坡的信徒也上庙捐款。到了八十年代，每年神诞，筹款庆祝的数额
高达二万余元，并且每星期均有免费的乩童扶乩问事。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对此地区的影响之深，也由此可见，在槟城，回族文化受到汉化的转化交融的程度一再加深。无论如何，在华社必须整合力量的当儿，凤山宫应也可以勇敢的脱离旧式神坛的套套，在社区福利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结语：
姓郭桥是槟城多条姓氏桥的其中一条桥，其他姓氏桥包括姓周桥、姓李桥、姓陈桥、姓杨桥、杂姓桥、姓王桥及姓林桥，在槟城，被列为古迹的其他姓氏桥是漳州海岸渔村劳动力转化码头为经济主力的见证。而姓郭桥与其他桥不同的特点是在於它是中国泉州回族的海上贸易力量，在马来西亚聚族而居及生活演变的见证。它也见证了火炭贸易这一上个世纪的能源事业在东南亚的兴衰。
如郭瑞成等人回忆属实，我们不能把聚族而居的海上社区形成，仅仅看作是槟城面向国际贸易的前线。它也见证了槟城社会历史的片段，贫困的环境使居者无其屋，迫得穷人向海上发展。如果不是郭氏族人以组织的力量做内聚分配的保障，最早盘算到桥上定居的人们，也许不只是三十二家的郭氏族人。
如果郭瑞成等人的回忆是确实的话，则姓郭桥形成聚落形态与规模，与郭氏汾阳堂介入时所订的规则不无关系。如果今日再从法律及制度的角度去看，郭氏汾阳堂即非地主，亦无权发出居住地建屋证，更非出资者，却拥有受到白奇族人共同接受的权威，让人信服其裁定，赋于订立遴选落脚者的规章和分配住屋的权力，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脉络考虑，我们何妨深思，姓郭桥的社区形成过程的这一小片段历史，正好说明当时槟城华社，尚未全然脱离宗族社会的意识及行事色彩；人们服从於宗族所代表的伦理及势力，接受也依赖宗族集体力量去保障对内的人事协调与对外的克难求生。白崎郭姓族人作为成立汾阳堂的主力，又信任及服从汾阳堂在社区形成过程中作主，是一个反映宗族社会存在于槟城的典型例子。
目前的姓郭桥，纯粹是一个建在海上的住宅区，已失去它原来在航运业上的经济地位，除了涨潮时，还可让站立在桥畔的人感受到家在海上的气氛，平时就常见到一些老旧木屋坚持在一片沼泽之上。历尽沧桑的人事景像，令人感觉到整理历史及对先人的贡献作出交待，已显迫切。
目前，以往桥主定期向桥民收费修桥的制度亦不存在了，各家都自行负责门前桥板及支柱的维修。
自槟城1876年开埠以来，大马华社，以至白崎郭姓族人本身，很少人会把白崎郭姓看成孤立於华人社会以外的另一族群。白崎郭姓族人除了在逢节祭祖及丧葬文化方面禁油和禁猪肉，方才提示了汉回之分，他们在文化上或习俗上从来不曾与整体华社有太大的差距。在马来西亚的这些回族的后裔更适合于定位成华社内部的少数社群，而不是另一种族。他们在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已变得开放而多元，但又建立在尊重先人的宗教基础上，表现了华人社会受多元宗教影响下仍然能保持文化认同的特色。
想到小时生病，家中亲人常带我到凤山宫问神求卜，那股真实的温情是超乎个人对宗教的看法，又能表现各宗教共有的情操，我真不舍得姓郭桥的历史写上句号。
原稿于二零零二年二月二日，发表在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办"槟城历史上的少数族群"研讨会。本文内容，根据发表于1988年12月25日南洋周刊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城历史调查组由王琛发撰写之姓郭桥，以及在2000年已出版白奇郭氏回族宗谱重修本，结合田野采访资料写成。
图说明
姓郭桥入口处，照片左上角显示是连接三条路入口的通道。
这是姓郭桥的唯一通道，用参差不齐的木板砌成建在如今已成沼泽的海上，桥民并不需要安全栏。
这是目前的二条路，建桥前当时白崎铺郭姓在此路曾分别聚居在四间估俚间里。
照片前端的一道桥是姓郭桥，其后部大片的海上住宅区则是杂姓桥。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姓郭桥的主要活动是火炭运输业，照片左端的工人正从船上搬运火炭上岸。
这就是今天姓郭桥桥民的信仰中心凤山宫，供奉广泽尊王，如今已开放给外姓人。
